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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5体育: 牛津版《知堂回想录》的出版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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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知堂回想录》,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 周作人八十一岁時小影(1965) 罗孚说过,“《知堂回想录》是周作人一生中最后的一部著作”。此书由完稿到连载再到出版,中间颇多波折,后来终得在港出版,其间罗孚及曹聚仁都居功至伟。但罗孚却谦让地认为功属

《知堂回想录》,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


周作人八十一岁時小影(1965)


  罗孚说过,“《知堂回想录》是周作人一生中最后的一部著作”。此书由完稿到连载再到出版,中间颇多波折,后来终得在港出版,其间罗孚及曹聚仁都居功至伟。但罗孚却谦让地认为功属曹氏,他说:“周作人晚年的一些著译能在香港发表、出书,都是曹聚仁之功。曹聚仁一九五七年第一次到北京进行采访工作,访问了周作人,表示可以通过他,把周作人的文章拿到香港发表。这以后,周作人就开始寄稿给他,由他向一些报刊推荐。”
  罗孚还指出:《知堂回想录》是曹聚仁建议的。“有一次曹聚仁谈起他这个想法”,罗孚认为“这是个好主意,可以在香港《新晚报》的副刊上连载”,于是曹聚仁写信给周作人。罗更提到:“在周作人看来,这是《新晚报》向他拉稿,尽管也可以这样说,但说得准确些,拉稿的其实是曹聚仁,因为立意和写信的都是他。”(见罗孚《回想〈知堂回想录〉》)
  其实,曹、罗都是慧眼的伯乐。世有伯乐,然后有千里马。曹聚仁和周作人是旧交,世人所共知,且不说了,罗孚上世纪五十年代随朱省斋陪访周作人,始与周作人有一面之雅。但罗氏对周作人的倾慕早于少年时即产生,他喜欢周氏兄弟的文章和书法,曾自陈是“双崇拜”。
  有了伯乐,也有了千里马,但还要有时势。可惜,时势乖合,往往令人无奈。
  《知堂回想录》一书由1960年12月开笔,至1962年11月脱稿,再到《新晚报》刊登时,已是1964年的8月了。罗孚后来说:“是我还有顾虑,怕回忆录的文章是阳春白雪,不为一般读者接受;另一个原因是想周氏对敌伪时期的历史是如何措辞。是后来见周氏能阙而不谈,这才释然于心。”
  即使是如此惴惴然的小心谨慎,但《回想录》在连载一个月之后,仍给腰斩了。罗孚的交代只是:“我是奉命行事。”有人放话:“这个时候还去大登周作人的作品,这是为什么?”那只得腰斩,是别无选择了。
  内情局外人难尽悉,只知曹聚仁信中曾安慰周作人:“聚仁因为和京中最高层有往来,还可以做得主,所以要把这件事弄完成来。聚仁也和先生一样,走‘老庄’的路子,假使没有把握,决不乱掮木梢的。可奈这两年身体太差了,不能回京看看,也不能出远门。有些话,等我当面说给您吧!”(1965年12月8日)
  其实,曹聚仁是以虚言诳老者,此时的曹氏已是“不能回京”了。事缘曹氏所编《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》不肯销毁书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蓝萍在沪、宁影剧界的活动资料,因而犯讳。周恩来要保护曹,乃警诫他非得北京许可,不要回国(见曹艺《现代东方一但丁——陪伴先兄南行记事》)。
  形势令知堂老人无奈,曹聚仁也为罗孚解释“腰斩”之事,说:“对罗兄不要错怪,因为他也只能执行京中的政策,不能自己作主的。”又说:“他(罗孚)是党员,我并不是,我是同路人。”并叮嘱:“我这封信,先生看明白了就算了,不必和别人谈及。”(1966年11月25日)

曹聚仁致周作人信


  其实,《知堂回想录》被腰斩之后,罗孚仍未放弃,初拟转在1966年罗参与创办的《海光文艺》上择要刊载,但“文革”风暴波及香港,《海光文艺》也夭折了。更遗憾的是,知堂老人未几也在折磨中死去。后来,经曹聚仁说项,《知堂回想录》得在新加坡《南洋商报》副刊《商余》上发表,于是连载九个月,那已是知堂老人逝去的第二个年头了。
  曹氏又安排《南洋商报》将稿酬直接汇至三育图书文具公司,用以解决该书的排版及印刷费用,乃令该书能在1970年5月出版。他在回想录的“校读小记”中坦言:“这部《知堂回想录》,先后碰到了种种挫折,终于和世人相见了。此稿付印时,知堂老人尚在人世,而今老人逝世已三年余,能够印行问世,我也可慰故人于地下了。”
  其实,此时的曹聚仁正处于贫病交迫的凄凉晚境,以病弱之躯,亲负校对之责,“伏案校对,腹痛如割”。书出版后两年,曹氏也在澳门病逝了。
  再说此书出版后,也有些波折。因书前编置有周作人的几封信,其中一封犯了当时的忌讳。罗氏劝曹氏删去,免招麻烦。所以书虽出版了,却莫名其妙地要“收回”,要撕毁犯忌的信页,重装封面,出版社也换成曹氏“听涛出版社”的名义。
  曹氏在“校读小记”中说:“此刻看了全书,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承认这么好的回忆录,如若埋没了不与世人相见,我怎么对得住千百年后的社会文化界?可惜,那位对老人作主观批评的人,已不及见这本书了。我呢,只求心之所安,替老人出了版,知我罪我,我都不管了。”
  曹氏虽非中共党员,但自承是同路人。他仍为此书的出版,向《大公报》的费彝民、罗孚报备。“彝民、承勋二兄:关于《知堂回想录》的刊行,我个人负完全责任,如有错误,我个人愿受任何处分,决无怨言”,“我并不居功,也不辞责。我先后校了三回,内容绝无反动之点,而且都是第一手史料,值得保留下来”。字里行间,隐约显示出曹氏是在为罗孚开脱。
  三育版《回想录》虽得曹氏三校,但老眼昏花,仍讹错众多。说到讹错,还有以下一个重要因素:
  上世纪六十年代,香港报纸多用活版印刷,排字工人执字排版,都是五指墨黑,故有“黑手党”之称。当稿件发到字房,为求速度,往往一纸剪成几条,由各工人分纸执字,供执字的原稿在校对之后,即使不“五马分尸”,也已模糊难看了。
  由于罗孚爱惜知堂手泽,于是不惜工本,请人录副,使能用抄本发排。此事曹聚仁在致周作人信中也有透露:“非有人抄副本不行,罗兄要保留原稿的。抄副本得花一笔钱的。”(1966年11月25日)因此之故,知堂手稿便能保存下来。
  但抄录同时也增加讹错(这是三育版错字多的一个原因)。在回想录初版之后,曹聚仁便将整套原稿转交罗孚保存,说:“兄可留作纪念,三五十年后,也许将是一份有价值的文物呢。”

《知堂回想录》手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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